飞机降落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时，李东轻声对儿子说，“我们到家啦”。
舷窗外薄薄积雪覆盖的跑道上，飞机轮毂印痕交错，6岁的儿子兴奋得拍手，想要赶紧下去。最近他坐飞机实在坐腻了——此前的五天，父子俩从俄罗斯乌苏里出发，乘坐四趟飞机，绕一大圈，终于回到家乡哈尔滨。上次回国是2020年，离开和回来都是冬天，同样的寒风和雪景，却已经跨过了一千多天。
2024年春节，对于像李东这样三年没回国的人来说，尤其珍贵。
这三年，李东错过了太多——母亲去世了，因为赶不回来，他只能对着家乡的的方向磕头。还有更多回不了国的人，在异国他乡的除夕夜，倒着时差看春晚，和国内亲人保持情感上的同频。这其中，有人多次想回国，但考虑到路上的感染风险、漫长的隔离和昂贵的机票，纠结犹豫之后只好放弃。
2024年1月8日，中国取消针对入境人员的全员核酸检测及集中隔离措施，这也是疫情三年首次取消隔离、逐渐放开国门。在此之前，一些人已经踏上归家的旅程，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煎熬，他们终于回家，回归一个传统的春节。
飞机视角望下去的冬日哈尔滨
五天时间、三个国家、六个城市
对李东父子来说，回国的路程曲折且漫长——因为中俄边境的陆路口岸关闭、他所在的城市没有直飞国内的航班，他们辗转俄罗斯、蒙古、中国境内的六个城市、换了四趟航班，飞行十多个小时，终于回到家。
李东是哈尔滨人，常年在俄罗斯从事松籽贸易和大棚种植。因为工作性质，需要中俄两地来回跑，于是他定居在了俄罗斯东南部小城乌苏里。乌苏里靠近绥芬河、东宁口岸，距中国40公里。疫情之前从公路口岸回国，只需要1500卢布，折合人民币150元，40分钟到1小时的车程。但疫情后，这两个口岸关闭了，直到2024年1月8号零时才重新开放——李东和儿子正好在这之前回国，错过一周，多付出了3万多路费。
这次出发前，他分析了各种方案，结合先回国的朋友们的经验，选择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转机回哈尔滨，这已经是最省时省钱的路线。他先从乌苏里坐车前往100多公里外的海参崴机场，再坐6个小时飞机到新西伯利亚，等待3小时后飞到俄罗斯的乌兰乌德。
在乌兰乌德办好蒙古国签证后，他们坐飞机到达乌兰巴托。当地地接带着他们换货币、逛商场，去医院做核酸。经过乌兰巴托总统府广场，李东看到很多人在广场上示威游行，他和儿子不敢靠近，远远地站在一旁，拍了一张游客打卡照。
在乌兰巴托等待回国航班期间，李东每天都担心走不了——“一旦阳了，前面所有努力就白费了”。上飞机前需要上传核酸证明，经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审核，拿到绿码，再换登机牌登机。乌兰巴托飞哈尔滨每周只有一趟航班，阳了就走不了，机票也没法退。
最终，他们核酸通过，顺利登上飞机。
当李东从寒冷的俄罗斯往南飞时，严青（化名）正在国境之南，往北飞。严青27岁，广东江门人，和父母一起在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经营五金杂货店。因为疫情，他和父母都三年没有回国。
严青这趟的旅程还算顺利。12月中旬，他先从所罗门群岛飞到新几内亚，再飞到中国香港。在香港待了几天，核酸通过后，入境珠海。经过几天隔离，回到家乡江门。
12月中旬从香港入境时，严青见证了香港入境珠海大巴车票的猛涨——由于口岸限定每天只能有两千多人过关，原本58元的车票，被黄牛炒到近3000块。严青的一个朋友，一家四口从香港的入境车票总共花了1万多块钱。还有一位广东老乡，因为没有抢到香港直接回珠三角的大巴票，对比高昂的车票价格，他干脆买了机票先飞到其他省份隔离，再回广东。
严青在珠海隔离期间，酒店自费480元一天，每天自己点外卖吃。虽然对住宿和饮食不满，但他觉得自己已经算幸运了，一路上没有感染，核酸通过，结束隔离后就回到了江门。
从哈尔滨机场出来，李东父子也被送到隔离宾馆。他交了护照、身份证，换来房卡，住宿费总共1700块钱。他和酒店吧台的工作人员唠嗑，对方说酒店工作人员一半都阳了，回家了。“得病的人比我们飞机上的人都多，我们都是核酸通过才回来的。”李东哭笑不得。
集中隔离正在成为历史，他们或许是最后一批被隔离的归国人员。12月26日晚，国务院应对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宣布，自2024年1月8日起，取消来华人员入境后全员核酸和集中隔离，取消“五个一”及客座率限制等国际客运航班数量管控措施。
